深圳大芬村巷子里的画室，老周在画板前调色。他画了十七年梵高，笔下诞生过八千多幅《向日葵》，却从未见过真正的向日葵花海。隔壁档口的年轻画工用投影仪描轮廓，他固执地捏着炭笔起稿：“梵高的线都是哆嗦的，机器打出来的太死。”
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，玻璃柜里陈列着1890年的旧皮鞋，破洞边缘还沾着阿尔勒的泥土。当年梵高在精神病院用三小时画完这幅画，颜料堆叠的褶皱里藏着穷画家磨出血的脚趾。如今这双鞋被印成明信片，和流水线复制的《星空》一起躺在义乌小商品城，十块钱三张。
艺术史总是偏爱悲剧性的燃烧。徐渭在牢狱中疯癫泼墨，八大山人对着残山剩水翻白眼，蒙克在病榻上画出《呐喊》的血色天空。可大芬村的画工们连燃烧的资格都没有——他们得掐着秒表赶工，幼儿园墙绘每平80元，酒店装饰画包月5000元。画师的妻子去年查出肾病，他接单量翻倍，却把《星月夜》里的柏树越画越狂野，漩涡里缠着胰岛素注射器的针头。
美术馆研究员说这些是“没有灵魂的摹品”，可我在老周的调色板上看到奇迹：钴蓝混着大葱价签的墨渍，铬黄掺进外卖塑料袋的反光。当他在夜市地摊铺开画布，打工妹们蹲在《鸢尾花》前讨论哪朵像老家后山的野花，穿拖鞋的男孩指着《麦田乌鸦》说“乌云在啃面包”——这或许比拍卖行的落槌声更接近艺术本质。
梵高在给提奥的信里写：“我的冒险不是靠选择，而是被命运推动。”如今大芬村的画架上，数万支画笔正进行着更悲壮的远征：他们既不是原创者也不是艺术家，却用油彩接住滚落人间的星辰。那些60块的《星空》里，未干的颜料正在悄悄生长——
某个加班的深夜，老周偷偷在画布角落描了朵木棉花。这是他老家村口的树，十六岁那年他背着画箱离开时，花瓣落满了肩头。
